唐高宗李治于洛阳贞观殿驾崩之际，临终前留下政治遗嘱，史称“大帝遗诏”，命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其中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处分”尤为引人深思。
李治赋予武曌裁决军国大事的权力，绝非一时糊涂。彼时大唐正值权力交接关键期，太子李显虽已确立储位，但羽翼未丰，朝堂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李治深知，唯有武曌兼具政治手腕与威望——她随自己临朝听政多年，熟稔政务运作，且在后宫与前朝皆有根基，是唯一能在新旧权力交替中稳住大局的人。
他寄望于武曌以“天后”之尊镇抚朝野，确保帝国机器不因皇权更迭而陷入动荡，正如他暗中期许：待太子李显历经磨砺、根基稳固，武曌终会将权力归还李氏子孙，届时大唐江山仍姓“李”，社稷宗庙亦能延续一脉相承的正统。
这道遗诏看似是对武曌的“授权”，实则暗藏制衡之意。李治以“军国大事不决者”限定其权力边界——非关全局的“不决之事”方需“兼取处分”，而非包揽一切政务，既承认了武曌的政治能力，又试图以制度性表述约束其权力扩张的可能。
他或许以为，通过“辅佐大臣+天后+太子”的三方架构，能在稳定时局的同时，维持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裴炎代表外朝官僚体系，武曌代表后宫与皇权衍生势力，李显则作为未来皇权的核心，三者相互牵制又彼此依存，最终导向太子顺利亲政的结局。
然而，李治终究低估了武曌对权力的掌控力与政治抱负。当“天后处分”从遗诏中的一句授权，逐渐演变为临朝称制、改唐为周的历史转折，这道曾被视为“稳定之钥”的遗诏，最终成为开启女皇时代的序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李治驾崩后的权力真空期，武曌确以其铁腕与智谋，避免了大唐陷入内乱，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埋下了复杂而深远的伏笔。
新帝李显虽握有普通行政之权，然军国重务遇有不决，方需“兼取天后处分”——这道李治临终圈定的权力边界，如同一纸既赐钥匙又筑樊篱的诏令，让武曌在“喜获参政法理”与“忧困权柄桎梏”间反复权衡：喜的是二十余年辅政经验终获制度认可，忧的是“不决之事”的被动定位，终究让她困于“顾问”而非“决策者”的窠臼。
转机来得迅猛——高宗驾崩仅三日，宰相裴炎以“太子未即位，不得发诏施令”为由，抛出关键建言：“紧急政务当由天后制书裁决。”短短一语，暗藏机锋：“紧急情况”的模糊界定，让武曌的“制书”突破“不决则问”的限制，化作可主动签发的“最高指令”。当第一份以“天后制”为名的政令从洛阳宫传出，朝堂上下悄然意识到：权力天平已在丧仪的缟素中倾斜——尚未登基的李显尚在灵前守孝，武曌却已借“制度空白”迈出从“听政”到“执政”的第一步。
十二月十一日，李显登基为唐中宗，尊武曌为皇太后。表面上“皇权易代”，实则暗藏生死时速——按“以日易月”之制，民间服丧一月，帝王仅需服丧一日，意味着李显亲政的时限，不过短短昼夜。对武曌而言，这一日既是“母凭子贵”的最后缓冲，更是“反客为主”的决胜时刻：若不能在李显脱下丧服前将朝政拧成一股绳，“太后”终将退居幕后，再难触及权力核心。
首当其冲的，是安抚李唐宗室这颗“定时炸弹”。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诏令频出：越王李贞、韩王李元嘉等辈分尊崇的亲王，尽皆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等一品虚衔。金册玉牒的封赏下，是不动声色的权力剥离——她将宗室显贵调离长安中枢，或任地方刺史，或令“就国食邑”，看似“恩宠优渥”，实则让这些“帝室柱石”远离朝堂漩涡。更巧妙的是，她默许宗室保留封邑租税，让众人在“富贵依旧”的错觉中放松警惕：当亲王们沉醉于虚衔的荣耀，却不知自己早已沦为砧板上的鱼肉——这场“利益共享”的戏码，不过是为后续清洗埋下的麻醉剂
对宰相班子的“精准切割”，尽显政治权谋。她先将资深老臣刘仁轨提拔为从二品“尚书左仆射”，看似尊崇有加，却命其“留守西京长安”——名义上是“委以重镇”，实则将这位历仕三朝的宿将远远支开，让其再难插手东都洛阳的决策核心。
转头便将裴炎推上“首席宰相”之位：特许其主持朝堂会议，赋予“台省官员入阁奏事必经其批注”的特权。这场“明升暗贬”与“破格提拔”的组合拳，本质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交易——裴炎借遗诏漏洞为武则天破局，武曌则以相权巅峰为回报，二人默契地将李显的皇权架空成一具空壳。当朝堂议事从“请旨皇帝”变成“先禀天后，再报中宗”，所谓“君臣之礼”，早已只剩宣读政令的形式。
高宗朝留下的权力网中，军队始终是武曌的“心腹之患”——她太清楚长孙无忌的前车之鉴：即便权倾朝野，没有兵权傍身，终是砧板上的鱼肉。于是，她果断提拔两位“自己人”：程务挺掌左羽林军，张虔勖掌右羽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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