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的乾清宫，灼热的阳光洒在琉璃瓦上，泛着金色的光芒。
养心内，年逾五旬的乾隆帝手握狼毫朱笔，饱蘸墨汁重重写下了“修书”两个字，目光滑过案头堆积如山的古籍。
这些古籍的字里行间，无不留存着前朝的成功与失败，同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和错误之处。
“盛世修书恰逢其时，朕要纠正书中的错误，”乾隆自言自语道。
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帝王，精通诗词歌赋，其一生创作了近四万首御制诗，
就连御书房的镇纸都刻有“陶冶性灵”四字，其墨宝更是见诸全国各地，有题词狂人之说。
（掩嘴偷笑，可惜流传百世的绝妙之句却没有，空有其量。）
而此时，他更渴望凭借一部前所未有的典籍，为自己的文治武功树立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便是后来轰动天下的《四库全书》。
“……”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这是乾隆编书的理由，毕竟国家藏书有限，他要面向全国百姓征书、借书。）
乾隆的谕旨，随着驿马传至九州各地，要求各地官员用心搜访民间藏书，然后汇送京师。
乾隆帝对文墨的痴迷早就广为人知：他是古玩字画的“盖章狂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上，
都被他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数十方印章，朱红印泥几乎掩盖了原作的笔触。（三希堂是乾隆的书房）
他也是古籍的收藏者，宫中的藏书楼“天禄琳琅”里，宋元珍本都用明黄绫子包裹，视如珍宝。
征书令一经下达，江南藏书家首先慌乱起来。由于多起文字狱案的发生，江南文人怕献书祸及自己~
（江南富有，自然藏书多，北方多战乱，读书人相对少。）
“爹，这些书籍都是您用心血收集的，烧掉着实可惜。”老学究陈先生的儿子惋惜道。
“愚蠢，这些书里面有对努尔哈赤胡臣，北虏等不敬之语，有南明历史的记述，这是惹祸的根苗。
一旦被官府搜去进献，祸灭九族啊！”陈先生话虽如此，却万般不舍把书投入火堆。
苏州知府的差役拿着清单前来敲门，“棒棒棒”，开门，随后差役看到了火堆：
“谁让你们烧的，皇上有旨，不追究藏书人的责任，竟敢违抗圣旨！”
陈先生的儿子急忙从怀里摸出几两银子，“官爷，不成敬意，拿去喝杯茶消消火气，我爹老糊涂了。”
“算你有眼力见，幸亏你有个好儿子，不然——”差役顺手把银两揣进兜里。
“把你家其余的书进献，别担心，皇上一部也不会要你的，也不追究你过错，我保证这两点。”
陈先生这才放心献上书籍。
在扬州盐商的藏书楼里，管家们正偷偷转移一摞摞明季野史，只因听闻小道消息要“严查违碍”。
虽有小动作，无碍征书大格局，据记载，短短两年间，全国进献的书籍达1.3万余种。
用脚趾头也能想象出，有一部分书籍，被一些头脑灵活地方官，暗中进行了筛选，
符合“正能量”主旨的典籍，被精心包装送往京城，但凡涉及“华夷之辨”或者反清思想的，估计难逃一劫。
（虽然乾隆有明确指令不追究藏书责任，但有些地方官还是小心行事。）
书籍汇集京城，随后朝廷在翰林院设立了四库全书馆，皇帝谕旨选拔数千名学者编纂抄写，
总纂官为纪昀，没错，就是电视剧中的大烟袋纪晓岚。
这位直隶河间献县爱吃猪肉的才子，走马升任，开始了工作。
一日，他正对着一本明末文集皱眉。原来文中的“夷狄腥膻”四字让他的笔尖颤抖，
旁边的校勘官低声提醒：“纪公，此句若留，恐怕会触怒圣上。”
最终，墨迹干后，书页上变成了“边地膻腥”。
这样的删改每天都在发生：比如《宋史》里的“抗金”被改为“抗敌”。
《明实录》中的“女真”一律写成“女直”，甚至连杜甫“北极朝廷终不改”的诗句，因“北极”可能影射清廷而被批注“需斟酌”。
（由于诸多小心，此次修书篡改或者删除的东西很多，后世人指责乾隆是毁书）
乾隆对修书之事热情超过百倍，关注远超寻常。他曾亲自翻阅校样，在一本记录元明战争的史书上这样朱批：
“此等记载，当以我朝立场为重，勿使后人妄生异心。”
有一次，浙江巡抚进献一本《武林旧事》，书中“胡儿”二字未作修改，乾隆竟下旨罚巡抚三月俸禄。
据统计，编书期间禁毁书籍达3000余种，超过了收录数量，被篡改的典籍更是不计其数，帝王的文治，终究掺杂了铁血思想的武治。
“……”
在森严的编书氛围里，偶尔也有逸事流传，为沉重的编书带来一抹轻松搞笑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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