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银杏巷的晨雾总带着层薄霜。陈爷爷的画室窗台上，摆着两只并排放置的搪瓷杯，杯沿都磕出了小豁口——一只是沈曼从农场带回来的，印着“劳动最光荣”；一只是陈爷爷用了大半辈子的，侧面画着片简易的银杏叶。每天清晨，林深都会往两只杯子里各沏半杯银杏茶，看着热气在杯口缠绕成模糊的圈。
“当年在农场，我总对着同样的杯子发呆。”沈曼捧着茶杯呵气，指腹摩挲着杯身的字迹，“想着你会不会也在喝热茶，有没有添衣服。”陈爷爷从画夹里抽出张素描，是只空荡荡的搪瓷杯，旁边写着：“1976年冬，雪夜，想她的杯子该空了。”
陈念在整理爷爷的旧相册时，发现夹在最后一页的粮票。1978年的全国通用粮票，上面用铅笔写着“三两”。背面贴着片干枯的薄荷，是沈曼老家院子里种的那种。“他说当年听说你总失眠，托人换了粮票，想给你换些薄荷糖。”她忽然想起什么，跑回自己房间翻出个铁盒，“我这里也有！”
铁盒里是十几张皱巴巴的粮票，每张背面都有个小小的“念”字。沈曼认出那是自己当年省下的，本想攒够了换张去银杏巷的车票，却在搬家时不小心散落了。“原来我们都在往中间走，只是走得慢了些。”她把两叠粮票并在一起，刚好凑够三十斤。
初冬的第一个周末，林深带着两位老人去了新建的民俗博物馆。在“七十年代日常生活”展区，他们看见只和沈曼那只一模一样的搪瓷杯，旁边的说明牌写着：“见证了特殊年代里，普通人跨越山海的牵挂。”陈爷爷忽然指着展柜角落的竹篮笑：“这个我认识，当年给你送银杏果用的就是这种。”
竹篮的提手上缠着圈旧棉线，和沈曼一直珍藏的那团棉线纹路相同。管理员说这是位老人捐赠的，说“篮子里曾装过银杏果，也装过没说出口的话”。沈曼摸了摸冰凉的竹篮，忽然想起1974年的秋天，确实收到过陌生人送来的银杏果，当时只当是邻里好意，现在才懂那沉甸甸的分量。
林深的手机在这时震动，是大学同学发来的消息。他当年设计的“银杏桥”模型被收录进建筑年鉴，扉页配的文字是：“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建筑，更是承载等待的容器。”他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深儿，建桥的时候别忘了，桥底下要能听见水流的声音，那是有人在说‘我等你’。”
陈念在社区图书馆做志愿者时，发现本1979年的《读者文摘》。借阅卡上的名字里，有个熟悉的笔迹——是沈曼的。她在第36页发现片夹着的银杏叶，叶脉间写着极小的字：“念安，今天读到篇写银杏的文章，想起你说过叶子落地时会发出声音。”
图书馆的老管理员说，当年确实有位穿红裙子的姑娘常来，总坐在靠窗的位置，借走的书都会夹片银杏叶。“有个戴银杏胸针的老先生，总在她走后过来，把她看过的书再借一遍。”老管理员翻出旧登记本，指着两个紧挨着的名字笑，“你们看，缘分早就悄悄记下来了。”
冬至那天，他们包了三种馅的饺子。白菜猪肉馅是沈曼在农场常吃的，韭菜鸡蛋馅是陈爷爷最爱吃的，还有种是银杏果馅的，是他们年轻时约定要一起吃的。煮饺子的时候，沈曼忽然从柜子里拿出瓶酒：“这是当年深儿满月时酿的，本想等他结婚时喝，现在看来，该庆祝的事更多了。”
酒瓶上的标签已经泛黄，写着“1975年冬”。林深想起母亲总说这酒要等“最重要的人”来了才能开，原来她早就预感到，会有团圆的这天。酒液倒进酒杯时，泛起琥珀色的光，像极了老银杏树干的颜色。
跨年夜的烟火升起时，他们站在银杏桥的桥头。沈曼穿着那件新做的红裙子，陈爷爷的棉布衬衫上别着两枚胸针，林深和陈念手里各举着盏灯笼，灯笼面画着片金黄的银杏叶。远处的钟楼敲响十二点时，陈爷爷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盒子。
十枚银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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