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造就的，就如同大秦能统一六国，始皇帝是这个历史必然性的代表，而刘邦建立汉朝，朱元璋建立明朝更多的是必然性中的偶然。
宋杰出现在这个时代也只能归结为偶然性在作祟。
虞允文是这个时代文人的代表，在看到宋杰送给他的《天演论》时心中充满了惊讶，宋代的文人从来都是具有思辨特质的，否则也不会成就华夏文明的巅峰。
相比购买枪支弹药，虞允文更渴望得到华国编撰的天演论的全卷文本，当然宋杰说的其中就有制作枪炮的方法是一个动力，但天演论中提到的观点着实吸引了虞允文。
天演论并不是宋杰杜撰的，而是宋杰提出一个观点，让翰林院的编撰官在各个时期的典籍中去寻找论点和论据，从编撰的形式来说有些类似于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这种杂家之说，但却能成为一套整体和独立的系统，而且天演论的基础是来源于易学，这是华夏的读书人能够接受的切入点。
当今诸多学者已经受到了张载和二程的新儒学的思想影响，充分吸取了释道，融合三家思想，他们认为“天理”是脱离物质载体的纯理念其表现是“气”，“气”又派生出万物，这样，万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
因此，新儒学者认为要认识世界，找回“天理”，就可从分析万物下手，识其“气”性，最终得其“理”，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
天演论同样推崇格物致知的理念，天演论认为的“道”与新儒学说表达的“天理”是同一个意思，“道”与“天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都是指的客观规律，只不过天演论把其细分，宋杰因为有后世的科学思维，因此在表述道的时注重定量的分析，而理学注重的是定性的分析。
而因此衍生出来的认识论就与新儒学大相径庭，天演论的核心是研究客观世界，新儒学注重研究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和人性。
其实二者从根本上并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只是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
无论是新儒学还是天演论都与易学相关，所以虞允文在读天演论的时候才不会排斥。
华夏文化中有许多矛盾，既要讲人定胜天，也要顺应天命，究其原因来说并不是华夏先民的思想有问题，相反，这是理论和实践最好的结合，也是实用主义最好的体现。
天演论的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陈述的是事实和结果，在不否认儒释道构建的道德体系基础上，重点推崇研究人之外的物性，同时也说明了人性从属于物性。
即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不是超脱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包括人的意识、思想和行为都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影响和限制，有着比较明确的唯物论的轻响。
天演论的本质是用宋代人能够听懂的语言和词汇去描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少宋杰是如此认为的。
但此时的天演论也是不完善的，因为此时的人类活动并不能涵盖后世的观念和行为，天演论只是对现有的现象做出解释。
这种解释的角度与传统的儒释道不同，因此才会引起虞允文的兴趣。
特别是把格物论中关于宇宙和天地的新假设，借助天文望远镜和热气球观察的佐证，宋杰在天演论中提出了大地是圆形的推论，同时也提出了日心说的假设，并用日心说中地球的自传和公转解释了昼夜交替以及四季变化。
尽管虞允文现在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天演论中还对其他许多自然现象做出了解答，比如潮汐与月球的关系，比如化石产生的原因和大地漂移假说等等，天演论对这些现象都是采用假设的说法，并未下定论，并提出可能证明的方法。
虞允文认为这些新奇的观点能够开启大宋文人对格物的兴趣，而他通过天演论也明白了，华国火器犀利，并非偶然，而是华国在格物方面已经超过了大宋，他认为这是大宋应该向华国学习的地方。
按照宋杰的估计，虞允文定然会把天演论带到大宋，而大宋的朝廷也必然会派人研究天演论中提到的各种成果，当然其目的首先是找到华国制作枪炮弹药的秘密。
这就像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理论要转化为技术需要多年的实践，天演论各分卷中提到的是科学理论更多的是假设，但枪炮和弹药的制作属于应用技术的层面，即便是大宋要研究，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研究出来的，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包括教育的投入等等。
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当大宋对自然科学研究形成了风气后，此时的华国恐怕早就有了统一的实力。
在统一后，华国政府便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民间推行天演论的思想。
宋杰就是看中这一点，才在接见虞允文时抛出天演论，他觉得通过虞允文把天演论和大同论的思想带到大宋，比向大宋要更多的赔偿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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